“不，这是针孔造成的。”江医师道，“死者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干，换成了防腐剂，我已经将它送到隐痕检验处分析其成分。”
“用防腐剂，说明凶手有可能从事殡葬业有关的工作了？”庄旭昴猜测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江医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会给出肯定的结论，“因为尸体被注入了防腐剂，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6-48小时之间。”
“死者生前有没有被性侵过？”柏皓霖问，如果被性侵，很有可能是恋尸癖所为。
“没有。”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吗？”贺广钟问。
“还没有，死者身上没有可以证明其身份的东西，唯一一个有用的线索是这个。”江医师指了指装在证据袋中的红围巾。
“这条红围巾有什么奇特之处吗？”庄旭昴问。
“围巾本身并没有特别，只是它的颜色……”江医师停了停，道：“染红围巾的是受害者的鲜血。”她之前已经通过DNA比对，确认过了。
“哇！”庄旭昴撇撇嘴，一脸难以置信。
“不过死者是RH阴性AB型血，不少稀有血型的人都会到医院捐血，以防止自己什么时候需要血液，也许她的身份可以从医院那边查到。”江医师道。
待江医师叙述完后，贺广钟这才将手上那个棕色牛皮袋递给柏皓霖，道：“这是与死者有关的资料，你们好好看看。”
“是。”柏皓霖接过资料，却有些奇怪，贺广钟到警署后主要忙于管理，很少亲自过问某一桩案件，就连上次的割喉案，也因他要与司法部、总警署和国民议会周旋支援部设备设施升级一事，无暇亲自过问，为何单单这一起他特别在意？柏皓霖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办公室，柏皓霖打开文件袋，将里面的资料摊放在办公桌上，和庄旭昴一起阅读。
目前资料并不多，发现尸体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九点三十分，案件描述中只有一名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二十来张现场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女子穿着清末的旗袍，围着一条非常扎眼的红围巾坐在步行街道的一个台阶上，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该名女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天，而那时候其实她已经遇害了。
“凶手特意给受害者换上清末的旗袍，又将尸体放置在闹市区的步行街，还在受害者面前放了钱盒，说明凶手将受害者看作是艺术品，很可能凶手有表演型人格障碍。”庄旭昴看完资料后，得出初步的结论。
“唔，不排除这个可能。”柏皓霖觉得庄旭昴的见解有一定道理，应道，同时在心里给出初步侧写：
绞杀和勒毙一样是针对性犯罪，即是说凶手极可能认识死者；凶手特意将一具死尸明目张胆地放在人来人往的步行街，丝毫不在意她何时被发现，说明凶手渴望被注意到，应是归咎于他在日常生活中无人赏识；给死者装扮成行乞者的模样，亦是一种戏剧化和艺术性的表现，看来凶手是想借此来扩大影响，也确实是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之一；尸身上干净利落，凶手还特意将血液换成防腐剂，由此可见，他觉得传递的信息比杀人更重要。
那么凶手想表达什么？
一般来说，凶手给死者重新穿上衣服是内疚和自责的表现，但这个凶手不同，他还特意替死者化了淡妆，换上旗袍，围上红围巾，她的脸上没有一丝面临死亡时的惊惧，相反还面露微笑；凶手在死者身上没有表现出一丝懊悔，还把她打扮得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即是说凶手杀她不是为了泄愤，这就排除了情杀、仇杀和冲动杀人，那么，在凶手心中，死者是对谁的投射？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另外，凶手给受害者围上用她自己的血染红的围巾，而受害者是稀有血型，这是巧合还是凶手故意为之？围上红围巾的做法是否代表凶手与受害者认识？
庄旭昴见柏皓霖淡淡地说了一句，没发表看法，又道：“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会努力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而实际的人际关系则浅薄、虚假和混乱，强烈的表演欲是为了增强他的自尊心，以上。皓霖哥觉得呢？”
虽然同为犯罪侧写师，但柏皓霖更倾向于关注凶手的性格特征、家庭环境、行为模式和犯罪惯技，而不是心理状况，所以他答道：
“凶手的确有这方面的表现，但现在资料不多，还是再多了解点情况再做结论吧。”他说着指了指资料上的侦办部门那一栏上，道：“接手这起案子的是刑侦二处的齐警长，我们去打个招呼。”
庄旭昴点头。
齐警长是署里有名的办案能手，只是不擅言词，与上司、同事的关系不怎么融洽，所以一直在二处当一名小警长，他手下有三名警员，都是男性：钱乐、赵悦、何欢，他们曾与柏皓霖合作过一起案子，彼此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