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养女，从镇上福利院领来的，然后就.........
不想说，他们现在不让我打工，就让我在家里帮人做事
我第一次见到思思是在2017年秋天。从那年10月开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在周末去看她。思思的宿舍狭小，两张铁架高低床占去了一半空间。思思和女儿睡在其中一块床面上，其余的地方用来堆衣服、尿不湿、书包、课本，床上洒满了小果子掉落的饼干渣，房间总是乱得没地方下脚。过去四年，思思习惯了志愿者的来来去去，接触了数不清的“哎”——我也是其中一个“哎”。收到受助的礼物，思思总随手放到一边，没有拆开的兴趣。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外界捐赠的，帽子围巾、儿童绘本、湿巾，桌子上还有瓶香奈儿COCO小姐香水，是一个法国女记者送的，已经放得落灰了。思思习惯了各种物质上的帮助，她在乎的不是这个。那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寄养点的员工们在厨房喝茶聊天，思思一屁股坐下，开始抱怨，说她腰疼。她已经疼了半年了。志愿者曾带她去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经历了两次生育后，肚子的赘肉跟剖腹产的伤疤一样，持久地留在了思思的身上。她每天都要在后腰贴几个膏药，浓重的药味儿让同桌非常反感。 “你腰疼是肉太多了，压的。”年轻女员工跟她开玩笑。反复几句之后，思思的脸色沉了下来。等到对方走了，她小声地跟我说，医生告诉她，是上一次怀孕把她的腰椎挤坏了。 2018年1月中旬，思思借了一名新志愿者的手机，用她的QQ迅速加了小赵，她想跟小赵要生日礼物。 “你想我啦？”思思问。 “之前没你消息了，一直在等你消息。”小赵问她，你在北京还好吧？真的好想你，天冷了多穿衣服。真怕哪天你登不上QQ，找不到我的Q号了。志愿者觉察不对，借口打电话要走手机，迅速截了图。思思再次借走继续聊天，归还时，已经把所有聊天记录删的一干二净。在截图里，思思一直在追问小赵：“你还爱我吗？”“你不会像性（姓）夏的那么的坏吗？”得到小赵肯定的答复后，思思又问，“你不会骗我吗？” 思思至今认为小赵是她的真爱。有一晚，思思主动跟我提起小赵，说他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但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连他母亲的户口本和照片都拿给她看。思思躺在床上，刚洗了头发，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床铺。认识四个月之后，思思第一次用“姐姐”称呼我，她换了一种更放松的姿态，用一种女性之间的对话方式告诉我：“他喜欢的人也是我，我喜欢的人也是他。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俩都喜欢对方。” 她看上去还是个青春期女孩，不像白天的木讷，眼里流露出一种温柔神色。小果子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叽叽喳喳地为一张纸巾、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而雀跃，爬上床，又从思思的身上翻滚到床铺里。思思一把抓住孩子，咯吱她的痒痒肉，两个人在床上滚成一团。小果子到底是不是夏常河的孩子，至今仍是个谜。从深圳回来的头一年，思思都陷在对夏常河的恐惧里，晚上不敢关灯睡觉，一做梦，就是夏常河跑到寄养点砸门，喊她把小果子交出来。思思从恐惧中惊醒，房间寂静无人，枕边只有一个幼儿紧紧依偎着她。思思不止一次跟社工们说，小果子越长越像夏常河了。 “儿童希望”打算在思思高中毕业之后，再重新去报案，“小果子就是证据，到时候报案也没有问题。”但李沐恩担心的是，思思现在终于回归正常轨道，跑到深圳报案，花几个月时间打官司，思思要付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发现思思联系小赵，新志愿者当天就转告了“儿童希望”。李沐恩顺着聊天记录加了小赵微信，追问他和思思真正的关系。小赵说和思思没有在对的时间认识，他真的心疼她，最后一次在深圳机场给思思送行时，他还哭了。李沐恩反复追问小赵，到底有没有跟思思发生过关系？小赵转移了几次话题，说他爱思思，说直到遇见记者，他才知道思思是未成年人。李沐恩继续逼问，最后小赵终于承认了：“1次”。刚发完，小赵就立刻撤回了消息。后来我曾在电话里问过小赵，如果“儿童希望”想起诉夏常河，他能来北京帮忙作证吗？小赵支支吾吾说，到时候再说吧。因为联系小赵，2018年的春节，社工不敢再送思思回湖南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思思愣住了，大声抗议：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她哭起来，小果子也跟着哭。当天她写了篇日记：“她们又骗我了，我不敢在相信沐恩姐她们了。”在日记里，她描述了对她父亲的恐惧和恨意，她写道：“你们要是非要我爸来，我就像以前一样跑出去。”她说她无法原谅父亲，父亲逼她生下了小琪琪。每次打电话，她都只跟妈妈聊天，叫父亲是“老头子”、“老傻子”。父亲的照片一直贴在思思的房间里，她想念父母做的湖南菜，“我妈做鱼是绝手，红烧的， 我爸做的也好吃。”听说父亲最近又开始喝酒了，她对着电话大吼：不让他喝，他还喝！都说了多少遍了！住院也是活该！几天后的心理辅导中，思思把日记交给了老师。老师问思思，想回家，是不是想要一些自由？联系小赵，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归宿？思思点头。她17岁了，距离成年只有一年时间。“儿童希望”是个针对儿童的救助组织，如果思思成年了，他们无法再募集资金持续救助思思。她能不能正常进入社会，谁也不知道。 8.
在湖南永州的乡下，思思父母带着小琪琪生活了两年。我见到小琪琪时，这个被作为证据生下来的孩子，已经5岁。周五下午，她刚从幼儿园回到家，梳着羊角辫，脑门上贴着一张”好孩子”不干贴。她害羞地打量我。很快，她试探着接近我，翻出自己的百宝箱，一样一样地拿给我看。熊大的“贴贴”、牛奶箱子的红色提手、口服液的红色盖子。她最珍贵的财产是一只白兔子和一只绵羊。我以思思的照片回赠小琪琪。恰好有邻居来串门，母亲立刻收好照片，她说，“不让外人看见，说闲话。” 思思母亲单独把这些照片指给小琪琪看：“这是妈妈，这是小果子。”小女孩兴高采烈地看着这些新照片，再看第二轮时，她总是指错两个人——自从2015年夏天分开后，小琪琪再没见过妈妈和妹妹。这个家里也没有任何思思的痕迹。每个月的通话中，思思很少主动问到小琪琪，双方已经陌生。 2016年，夏常河又来过一次这里。父亲用三轮车载他上山，一路上二人无话。吃饭时，夏常河又一次提出可以把思思一家都接到深圳去。父亲不发一言，吃完饭就出门了。那天天气很冷，夏常河穿走了父亲一件毛衣。两个月后，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件事：你把毛衣寄回来。整个小镇都认识思思的父亲。周日下山赶集，我去冲洗给小琪琪拍的照片，洗印店老板不慌不忙地印刷、塑封，送客时突然改用普通话问我，你也是来采访的呀？在一家童装超市，所有女服务员都在打量我。一个大姐先开了口，指着我问思思父亲：你女儿回来了呀？不是在北京上学吗？只有小琪琪还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这个孩子一度在北京、深圳、湖南之间辗转，现在她又回到了小镇，这是事情开始的地方，也是流言的中心。两年后，她就该到镇上唯一的小学读书了。五年前，正是在这所学校，思思报警称自己被三名老师性侵。 2018年春天，思思说她不想继续在北京上学，希望自己出去打工。“儿童希望”向她反复说明了独自面对社会的现实情况后，给了她两个选择：离开或者留下。那年5月，父亲来到北京，接走了思思和她的两个女儿。她17岁。她走进了社会。后记
东莞
思思离开北京后，我又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夏天，在东莞大朗镇。她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农民房里，跟一个35岁的男人小陈同居。小陈是两个月前相亲认识的，离过一次婚，生育上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在一家毛巾厂打工，做熨烫工人。 17岁的思思打算跟这个男人结婚，她发朋友圈，“我老公在干家务活，他刚刚下班，就拖地啦。”拍男人躺在床上，跟她十指相扣“跟个猪一样”。还有一条是去KTV，“好久没来过啦。”“儿童希望”的创始人看了，特别担心：“哎呦，我们能怎么办，只能盼望她别出事儿，没有别的招。” 2018年5月，思思离开北京后，刚回到家，就有人上门提亲。小陈是其中一个，思思跟他微信聊得好，偷偷跟着他跑到东莞，父母很生气，他们要2万块彩礼，一分钱都没收到。在东莞，思思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她没有任何学历，每份工作都不超过半个月。我们见面时，她正在一家公司“做招聘”，实际上就是给皮包公司发垃圾广告，骗人到所谓的演艺经纪公司签约，她从中提成。思思告诉父亲，这份工作月薪5000块，两人还为5000块怎么分配大吵一架。结果干了两周才知道没有底薪，她一单都没介绍来，全在白干。思思也努力让自己变得“社会”，她加入微商群，一个振奋的女声在推荐一款牛蒡茶，每天鼓励成员“交690元，开始自己的健康销售事业！”思思还在朋友圈卖在线英语课：“不由得感慨我上学时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英语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可是她所有的微信好友都知道，她刚刚辍学，这个抄来的广告词有种巨大的滑稽。遇到小贷公司打电话，您需要贷款吗？思思义正辞严地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然后还举着电话，对方反倒语塞了——此时本是双方挂电话环节，可是思思还在等他们的下一句。从我们见面开始，思思就一直在跟各种人聊微信。在北京，她被禁止使用手机，现在，手机就像长在她手上，一刻也放不下来。此前听说我要来，她连发了20条语音，还要与我微信视频，连通后，无非是没话找些话：吃了吗，几点睡觉，你家热不热？那次见面我有一个任务，是作为“儿童希望”的志愿者，带思思去深圳见律师，她要起诉夏常河。男友小陈送我们去车站，这个男人白白胖胖的，年龄是思思的二倍，说话有些口齿含混。他知道思思的过去，也知道这趟去深圳做什么，抱着一种不干预的态度。思思上车后，开始给律师一条一条发语音：“我们上车了”“现在刚开车”“去深圳北站”。我忍不住提醒她，这么发语音太随便，不尊重人。思思撤回了语音，写上一行字：已经上车，2小时后到深圳，谢谢赖律师。赖伟楠是深圳海涵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日常多代理民商诉讼，同时每年兼职为未成年儿童案件做一些公益援助。在儿童性侵的领域，赖伟楠成立的深圳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5个，即便是全程免费的——这几年，人们才刚刚对儿童性侵有概念，哪怕是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真正走到诉讼程序的案子还是屈指可数。赖律师和同事李鼎，几年里一直在关注思思的案件。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会面很顺利，赖伟楠花了两个小时时间，一张一张给思思解释委托书的签法。他叮嘱思思，法律援助是免费的，这次一定要把夏常河是不是孩子父亲的问题解决掉。但要求是，“你不能跟私下里跟他达成协商”。思思突然像个成年人似的，回答很坚决，夏常河还在开幼儿园，不能再让他坑人了。赖律师突然念叨了一句，他肯定不适合去做记者，以前遇到思思这样的事情，自己总代入情感，很难走得出来，这两年才好些。可是思思还没到18岁，这个案子必须由父母做委托人。想到思思父母此前的反复态度，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
不帮父母干活，将来自己怎样应对生活？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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