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船失事，环保主义者、物理学家、资本家和**员在海上漂流，物理学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艘救生艇，但至多容许一人乘坐。
环保主义者登上救生艇，庞大的身躯令小船摇摇荡荡，于是他环视四周，纵身一跃，高呼：“为环保事业献身！”
**员随后爬上小艇，他圆滚滚的肚皮似能容纳环保主义者两个脑袋，小艇晃荡得愈发厉害。他希望留在船上却放不下面子，只得振臂大喝：“为社会主义奉献全部！”
最终，资本家和物理学家挤上小艇，橙色气垫摇摇欲坠，眼见将倾，资本家当即喊道：“为了人类进步！”说着就把物理学家扔了出去。
我对苏联笑话的钟爱并非出于不满或嫉妒，相反，我不介意被人称作疯子，至少疯子比居住荒谬社会的人类要真实得多。我一度把生活平淡归咎于和平，常常认为战争和革命是社会动力的源泉，以此拒绝完成家庭作业。然而革命战士最终屈服，因为他们轮番游说，使我深切觉得：写作业就是一场战争。
幼年我早熟而敏锐，经常同女孩们戏耍，触碰她们柔嫩的脸庞。可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可口可乐要推出无糖汽水，没有糖的可乐像没有子宫的女人，爽快几次却抹杀了一个名为“肥胖”的孩子。
和多数中国孩子通过影片获取性启蒙知识不同，我对女人的理解起源于性学三问，终结于奥德修记。影片或多或少看过，而且不止一次激发起灵魂的狂野。我承认有时故意对喜欢的女孩使坏，或假装摔倒窥视她们裙底……虽然国家不断宣扬早恋有害，但想必几十年后情况将大有改观，甚至巴不得把青春期男女关一起，好繁殖年轻劳动力——哪怕现在，早恋也渐渐避而不提了。
我坚信熟读弗洛伊德著作的自己在此方面比那群天天开会喝酒的家伙有着更深理解，他们有治理国家的经验，这种经验往往来源养猪，殊不知男人和女人的繁衍远比配种复杂。
上面的政策不由令我想起给猫狗绝育的主人。
噢，不对，是十三岁到十八岁绝育，再命令十九岁以后即刻找到伴侣。
反正没甚么区别，“绝育”那段时间我有幸拜读乔伊斯著作，至此对异性逐渐冷淡——除非她们是真诚的……想和我上床。
至于幼年常被教育“知识改变命运”，我的人生不仅没半点改观，还饱受此困苦。
“罗宁家长，请到学校一趟。”
这句话成为童年刻骨铭心的烙印。我极力阻止父母前往学校同语文老师达成历史性会晤，一再保证努力学习绝不懒惰，如因天赋不足导致成绩末尾自当剖腹谢罪。
记得那天，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我望着窗外光秃秃树干，倾听老师和父亲间谈话。
“这家伙竟然在作文里写苏联笑话，平时你们都给他看了什么啊！”
至此，我再不能随意看书，每每买书都得父母过目。饶是如此，幼年心底对自由的渴望从未磨灭。我编造各种谎言，假称《荷马史诗》是外国的徐志摩诗歌，百年孤独与梦的解析是白雪公主般童话。其它方面，我亦绞尽脑汁，偷偷将瑞克和莫蒂、南方公园载入硬盘，换成国家颁布的“正常动漫”标题，还把郭德纲于谦相声加至语音图书次页。
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私下里免不了模仿，意识流是我最爱，卡夫卡和欧亨利的风格则数次出现于期末考试作文，成年后我称这般举动为“穿裤子的猩猩”。
也许不圆满的童年给予过去太多缺憾，十二岁那年，我变得迷茫、暴躁、有些神经质。在此我不愿过多叙述惨淡的一生，而希望使诸位理解苏联笑话，以及它为何是全人类最宝贵的遗产。
很多想法从裤裆里钻出，有时，我会呆在男厕所里，捕捉前列腺疾病男士如厕后尴尬的表情，有时选择图书馆离女厕所最近的位置，观察红着脸的女孩子进进出出。我的举动绝非出于刁钻的性癖，而是替飞出天际的想象寻求物质根基。陪伴我的，多数时间是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极少数由脑海中另一个我代替。坦诚地说，给陌生事物赋予经历的同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孤独，虽然统计表明我孤僻且猥琐。
“为何不干脆接近呢？现代社会女人大都开放得很。”
“这里是中国，你不懂”，A的身世向来是个迷，有人说他曾留学国外，有人说他的父亲是欧洲人，所以具有羡煞旁人的绅士气质。他和我的观点虽时有冲突，我仍愿意和他辨论，“女人只对她们感兴趣的男人开放，面对无趣且贫穷的小伙子，她们则表现得像刚过世丈夫的寡妇。”
昨天夜里，我反省惨淡的一生，领悟出世间存活的真理。二十二岁、大学生，这两个名词限制了我的思维，而“普通家庭出生”这一状态制约了我的自由。纵观古今中外，天下闻名之人，其经历流传甚广前，便有与众不同的身份，譬如“医生”、“老师”、“自闭症患者”、“图书馆管理员”、“一晚上能写五十个笑话的喜剧作家”或者“落魄的艺术生”。因此我理性地把失败归结平凡，使脑袋好受些。
此外，我重申自己身为人类的弱点：胆小、懦弱，学校里时常冒出几个可爱的女孩子，可我只远远看着，既不敢搭话，亦害怕做出大胆事情带来的惩罚。
我需要身份，一个能径直亲吻陌生女孩并全身而退的身份。
于是祈祷，希望派来**的少女作为孤独之人妻子。上帝打开电脑，赠予我百度云白金会员账号，还有下满偶像片的飞鸟。
星期日的天使亲临人间，敦促小说、动漫与漫画，使其不再拖更、不再腰斩。
“天哪，您一定搞错了什么。”我仍很孤独。
“现在年轻人都要这个”，天使张开耀眼的羽翼，鄙夷地说道：“只有神经病才喜欢三次元女孩。”
神经病？
呵，就当个神经病罢。
思绪良久，我决心成为神经病患者，将失败归结疾病、将孤僻归结疾病、将好色归结疾病、将懦弱归结疾病，这个身份和黑人以及女权主义者一样万能。
父亲常说我是“长征路上的悲观主义者”，姑且不辩论该形容真实性，我人生三分之一的确处于悲观阶段，悲观导致我习惯反思，即使未来绝无改变的可能。
让我们看看这位悲观主义男孩的人生计划：
其一：找颗歪脖子树吊死。
其二：写一本切合理想的书，找颗歪脖子树吊死。
其三：寻一份清闲工作，工作之余写作，然后找颗歪脖子树吊死。
其四：寻一份清闲工作，工作之余写作，攒够钱环游世界，找颗歪脖子树吊死。
……
不难看出，这位年轻人具有相当责任感和进取心，为了实现人生终极目标“死”，宁可孤身一人，绝不伤害女孩子感情。
此外，长达十二卷计划的扉页，以极小的黑色狂草写着一段饱含争议的文字：
当局希望画家为这可怜孩子记述将死的景象，以纪念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最后一位牺牲者。
十天后，文化部长亲自前来，狭小的房间内仅有一张构造简单静物画。
“约定的画在哪？”
“就在这”，画家懒洋洋地直起身子，把那幅毫无手法可言的作品递给部长。
“上面画的什么？”
“书、笔和未完的稿纸。”
“罗宁同志呢？”
“罗宁同志在歪脖子树下。”
本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特意请示父亲，表示愿为社会主义尽一份绵薄之力。电话里，我放声朗读列宁选集，以唯物主义为中心论点，发表一通大而空的演讲。慷慨激昂之际，我忘却自身处境，以致令旁边一哥们忍受足足十分钟痛苦煎熬。
“兄弟”，他终于忍不住了，“上厕所就好好上行不，别整些有的没的，还拉不拉屎了。”
“我是神经病，别管我。”
我想起不久前赋予自己的万事赦免权利，向那可怜的兄弟坦白。
“实在抱歉，刚刚因拜读伟大作品而无法控制自己。”
“可你是神经病和你正在拉屎有什么关系！”
父亲似乎听见电话另一端传来两种不同音色，我赶紧挂断电话，并迅速回复致歉短信，大致内容是：您亲爱的儿子成了神经病，请不要理会一个神经病上厕所时发表、未经大脑处理的言论。
无论如何，空气绝大部分由氮气和氧气组成，此时此刻，恶臭的气息竟莫名香甜，我回忆起多年前在学校厕所偷吃热干面的场景，以及某同学因努力处理昨夜食物而面色发紫，却对芝麻芳香无可奈何的怨念神情。
“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
大脑在颤抖！过去仅有那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战斗的岁月，神经处理器才历经这般痛楚。
“对！我他妈疯啦！”
我迅速提上裤子，敲开隔壁雅间大门。
“兄弟，来根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