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愈发痛惜激切道：“大哥你这真是太过自我苛责了！我与你相交兄弟一场，岂会不知你本是何样的一条义正好汉？虽然当年我不知你遭变后逃难何处、是生是死，但只要可知你是匿身在□□属地，也必立可想到你定是有万不得已、实属无奈的苦衷才委屈为之。而前日在浮罗山瀑底出虞一见，我便得告知你当年乃是为保全忠良骨血，穷历追杀、惨受荼毒，后得□□中人相救而从此居庇山中，这是在那般情势下换成谁也唯能如此的选择，大哥你何来半点过错要自感的甚无颜？而我等就居京中，在国家忠良、且又为深交好友蒙陷遭难之际，却未及未能尽出任点绵薄之力相为救助，应当愧惭无地、痛疚难安地实该是我秦川而不是你啊！”
刘淳志顿大急起来道：“川弟！你万不能这样说！这岂不更让我愧煞了吗？”秦川也不与他再多争这个，顾起心中早存疑问转开话问道：“刘大哥，那你当年在遭朝廷四处辑杀的紧急危困之际，为何就未投来我秦家呢？”刘淳志神色一缓，道：“我当然也想过如此，别说我同你秦家各位义士还有深交，即使素不相识，我若投来你们也定是会鼎力义助的；且以你秦家之势，可算我当时所想到的可投之处中最能得安全的了。但我再稍一细忖便又觉大存不妥，江湖中人虽然历来快意恩仇、轻视朝法，但你秦家乃定国公之后，世代无比忠于皇室朝廷，与平常的武林门户可大有不同，同时你家百年世传家业俱在京城，也非同想走便走、想匿便匿地平常武林门户，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助庇我这等当朝严法紧辑地顶极要犯，那是一定难逃大干的。”
秦川当即正凛直身道：“难道我秦家是一等度势保身、轻义惧事之辈么？如果逢见着忠良义士受冤遭难却避势自保、充当不知，那还谈得什么世代重传的‘忠正’二字家训？”刘淳志深深长叹了口气，道：“秦家忠正，世人皆知，可无论处身朝堂还是武林，有很多事情都还是不能不有所顾虑、是身不由己的。那时起初我是这样不愿连累你秦家，待到紧随下的后来，我穷力逃亡、迫难择路，就是再想投来你秦家也是来不了的了。”说完抬目一仰寒月，沉默斯须、渐流凄色，忽然道：“川弟，你知道当年究竟是个怎生情形、其后这么多年我又都是怎生过来的吗？”
秦川知他并非真问，也未答言，只听他果然紧接着便自述道：“那年深秋，楚元帅统领着我部大军智谋奋战，连连告捷，一直将蒙狗败退回了黄河对岸。后我们遵楚元帅之命停军休整、养补损耗，本满拟力备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地后战，将蒙狗致命重创、彻底驱除，让他们大受伤溃、势难复起！又有谁曾想到，却忽然接到京中工部尚书袁大人密遣忠信家仆十万火急、冒死送来的一封信函，说是一向嫉贤妒能地兵部尚书钱海串通其一干阴佞党臣，已两次联合参劾楚元帅在前线拥兵不前、甚显可疑，给他网织了多般无中生有的罪名；日前他们竟又上奏说已得暗探情报，楚元帅疑行是因居功恃权、藐然朝廷，自主大胆接受了蒙古可汗重贿，欲与蒙军相和，竟给他污加上了通敌叛国的天大罪状！袁大人等朝中忠良大臣对他们这种其心自明、无稽已极却又是干系至大的阴恶谎奏当朝便进行了激烈的反驳，本来皇上将信将疑、难以定度，尚无主见，而洛相国却突发一言：‘这等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皇上一听此言，立时面色大变，拂袖下朝。久谙皇上素性的袁大人察观其色，心头紧虑重压，测料得将要大事不好，顾重惜保楚元帅这一代忠臣良将，是以顶犯洛相国盖天权势之危，紧急修书选命忠能之仆秘密出京、火速赶赴，重命其无论如何也要将信亲送至楚元帅手中，意欲可助楚元帅能提前有备、力措防范。
我和我在军中的好兄弟——征北参将文锐皆为楚元帅的至信爱将，他接到此信后便召我二人秘告，我二人痛恨朝中那一干阴恶谗党之余，一时间也难有对付良策，只能随楚元帅之意安待下况，唯盼此事能是虚惊一场、消弥过之，但果如袁大人预料，不日皇上连发的三道严命圣旨便接踵来至前线阵地，命楚元帅即速班师回朝，若有丝毫违怠，严惩无赦！我那时忿恨激极，对元帅道：‘将在外皇命有所不受！而今眼看着就可将蒙狗重创定败，岂能就此放弃撤军？’文锐也道：‘且不论国战大业，只说元帅你忠正梗直，在京时曾直言得罪过洛相国，我和刘将军一等下部也向不齿与洛相国权党为伍，与他早结对立之隙，这桩事变无须多想都可知明必是他处心寻机图报，从后阴谋主使，早防你成就赫功、得重誉权，先即夺你兵权，以除异己。若今朝就这样回去，必然沉陷大害、凶多吉少。’
当时那场变故的诸般情形这么多年来我时时回想萦怀，至今记忆犹新、至死难忘！楚元帅是这么回答的：‘我当然也能想到是洛相国从后谋算，但皇上即已受蛊发旨，且你们也皆见到，还是三旨连至，可见其意之紧，我若半点有违，皇上必更信定我有通敌之行，那岂不也是正中洛相国他们的下怀？’文锐大现两难之色道：‘元帅所虑甚是，但皇上昏庸信赖洛相国等一干奸臣已乃早成难改之实，而今这一时间我们又能有什么两全对策呢？此番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军士的性命，才得这眼前即可大获全胜、彻底驱灭蒙军之机，不如就先搁旨不会、续行前志，打赢完结这场战事后再班师回朝，届时污害谣告便可不攻自破，也自然消释了皇上疑心，且成就大功，足可抵今时抗旨之过。’
楚元帅却摇头仍异意道：‘蒙军虽已节节败退，可他们历来骠悍顽强，前朝我军几度胜战后期将其彻底驱灭之情也皆非轻易，本来我们此番已大成利势、稳操胜数，我也本是满志再接再厉、奋勇继战，将他们打击致一蹶难振之地，至少得休备上个十几年之内没可能卷土重来，为我大吴保定十几年太平无忧之世！可惜皇上听信馋言，如今我们大功告成看去虽已是指日可待，却和前朝情势一样还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后战役必仍激烈费时，且战场多变、役情难定，我们哪一人也确保不了究竟几时就可完战凯旋；你们只要仔细一想也皆可想到，我若违抗圣意不回，军队粮饷供应必定即日便断，时下寒冬将至，我军将士大多来自南方暖地，远不及蒙军适寒，若再断了供给，那不用蒙军出兵对打，自己便会不战而溃，那也是无谈这利国利民地胜战功成。’
我和文锐一思也是，真是为难致极、难有良策，文锐又道：‘元帅，再怎么说而今我们也是正处利势、胜局在握，短期即可胜战凯旋的可能远大于多生意外耽延不胜的可能，而我军粮草尚可支持一段时间，不如拼一下，成功即返，否则元帅安危堪忧。’楚元帅道：‘不可，我若抗旨不遵、自主继战，那无论成败，下部一军都将受我连累同过，将来能不能获朝廷赦免还是难定之事，何况其中还存短期不胜之虑，如那样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我现在遵旨带兵回朝，尚可保得所存这些万千军士们的安全性命，让他们得与父母妻儿团聚。若我为顾一己功名安危而强行再战，又不知得累得他们其中多少人会丧命落罪。且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身为大吴封禄大将，自当铭感圣恩、竭心忠君，岂有见旨、且为三道连发之旨而不遵之理？’我们见元帅毅持忠品、意态坚定。再无一语，随即便依他将命下布大军整备还朝。
我部军士们虽已经过多日多场激苦战役，早思家心切，但满盼的却是胜完战事、凯旋回朝而与家人团聚之期，并没料盼竟是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回去，眼看就要成就的国家大业却功亏一篑，万千大军临行前对着滔滔不绝、混浪翻腾地大河，无不痛憾难尽、悲怆下泪。